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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ad2（）;1959年6月。
兴安岭西麓草甸。
太阳还未露头，露水早已被旱气蒸干。
驷马河故道里的砂石已经烫得几乎能煎熟蚂蚱。
王大彪站在驷马河故道的土岗上，手里的铁皮喇叭筒结着层白碱。
那是连日来汗水蒸发的痕迹。
“各队听令！”
他扬起铁皮喇叭筒，喊出的每个字都带着土腥气：
“今日任务：挖通主坝基，每人至少三立方！”
三百名社员从地窝子里鱼贯而出，脚踩在开裂的土地上，发出“咔嚓咔嚓”
的脆响。
打头的是老兵组成的“钢钎班”
，每人肩上扛着根碗口粗的木杠，杠头包着铁皮。
中间是清一色的精壮劳力，腰间系着用草绳编的“大力带”
，手里的铁锹头磨得薄如刀片。
最后是上了年纪的“后勤组”
，推着独轮车，车斗里装着满满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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